追随家庭——艾德里安娜·里奇的政治和诗歌定位 [美] 哈瑞特.戴维森/ 吕雁雁 译

随家庭——艾德里安娜·里奇的政治和诗歌定位 [美] 哈瑞特.戴维森/ 吕雁雁 译

2013-03-03 10:4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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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哈瑞特.戴维森[1]/ 吕雁雁 译

追随家庭[2]
—— 艾德里安娜·里奇的政治和诗歌定位


最好的世界是身体的世界
充满需求 充满恐惧
如此残缺不全 但我们所拥有的最好的是
这个抽象世界的救生之舟
艾德里安娜·里奇《矛盾:追随诗歌》

艾德里安娜·里奇1986年出版的诗集的题目《你的故土,你的生命》[3]看起来保守得古怪因为对于艾德里安娜·里奇这个激进的女性主义者来说,她更多地是以其强烈的家庭解构而闻名,而不是她对故土的拥抱但是,作为关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写作的回声,特别是艾梅·西热尔(Aime Cesaire)的《回到故土》[4]的回声,它表明了里奇的思想中的转变和对自身的一种回归虽然女性主义已经成为里奇写作中的原动力,但至少从她1961年的《儿媳的快照》开始,里奇也开始出于政治观点的热情而写作,特别是越战时期帝国主义的暴力除了女性本质主义,她的女性主义更多地为权力和政治观点所驱动,虽然她被那些妄图摒弃她的干扰性的、责难式的作品的人们错误地阐释为一个本质主义者和“思想家”。
虽然直到80年代,女性主义才开始接纳对帝国主义的关注,但里奇却已在她的60年代末期的诗歌里发出了这种强有力的信号比如,《纸张代替孩子们的燃烧》、《射杀手稿》和《加扎勒河:加利比人的家园》。里奇与其他女性主义者一起,试图从民族、阶层族群、性优势等角度来理解主体,而不仅仅从性别角度。在后结构主义和那些感到自己被70年代的女性主义排斥在外的妇女们——第三世界、有色妇女同性恋妇女和职业妇女——的批评下,对女性主义的国际性的、普遍主义的需求看起来更多地集中在一点争论上,即:统治的逻辑,一种它自身的帝国主义里奇现在开始对自己的根源进行审视,开始转向自身被限定的视角——被她自己作为一个上等中产阶级的白种美国人,一个南方人一个犹太人,当然还有一个妇女的生活所限定的视角,试图发现她自身对压力的共谋与反抗的主题。
从利奥塔的“元叙事”到“局部叙事”的演化与包括女性主义在内的后现代思想有些共同之处一种复杂语境和情境下的、不可避免地定位了的主体向主体对外部世界进行批评的可能性提出挑战。但这种情形看起来使该主体陷入了宿命论的蛛网它提出了个体作用的有效性与群体行为的二难命题和女性主义作为一项政治运动必须加以推行的困境。作为对它的回应,一些女性主义者沉迷于物质主义式的分析,发现即使减轻宿命论的作用,情境主体也必然是复杂的可变的、不统一的正如项达勒·莫菲(Chantal Mouffe)[5]所写:“问题不在于从‘个体本身’走向‘自我定位的个体’,而在于个体的主体这一概念……但我们事实上总是复杂的相互矛盾的主体,是拥有社会差异性的居民……,被多种话语所建构,并在那些主体位置的交会处被小心地暂时地缝合起来。”如同对同一和差异、适当和不适当、内部和外部的二元对立的再思考一样,向一个既定的矛盾的主体的回归是一些女性主义著作和后现代理论著作中的关键观点,诸如: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性别困境》,保罗·史密斯(Paul Smith)的《关于主体》,《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中的论文和碧迪·马丁(Biddy Martin)和项左·莫汗蒂(Chandra Mohanty)合著的论文《女性政治学:家庭所面对的》[6]
里奇最近的诗歌和散文热衷于这些哲学争论,力图创造出将这些争论带回家的女性主义表达方式,也就是带到这个国家这个家庭、这个历史时刻,这个人们诞生的特殊地方。正如在里奇选自《血、面包和诗》[7]写于1984年的散文《关于定位政治的笔记》中所道,她对自己的根源和家庭的沉思不过是“认知我们的定位,对我们所来自的地方和我们视之为当然的条件的命名”(P219)这一浩大工程的一部分对于里奇而言,定位不仅仅意味着一个物理学意义的点,还包括一个推论的层面因此,举例来说,她必须理解“为了应该承担的责任而定位于白人的意义”(P219)。但是如果定位暗含着话语群体,那么它也暗含着强调生命物质方面的个体性差异和矛盾因为地点和时点总是独一无二的、变幻不定的对里奇来说,定位同时成为思考同一和变异的途径。
这种对定位的反思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女性主义里奇重新调整了她的政治学,使之远离一种“集中于男性的罪恶和女性的牺牲,进而认可了在男人、女人地点、时间、文化、条件阶层、运动中不存在差异的女性主义形式”。(P221)这种冲击着当下理论争论的对“差异”的认知成为里奇的一个原初目标,即冲破被她喻为一种冷战心态的简单的二元的男性/女性模式:“生活在一种无边的是/不是的氛围中,我们不由自主地吸收着这些,除非我们能主动意识到”(P221)里奇关于“主动意识”的劝诫是关于意识和行为的一个坚决的断言,它与她试图解构这个是/不是和被她用一个气象学的暗喻来表明的困难不和谐地共存我们能逃出这种氛围吗?对一些理论家来说,对这个二元模式的解构会使我们对由这种二元对立的氛围勾划出的对意识本身的理解带来一个危险的后果如果存在一个联合了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关于主体的理论性的争论,那么这个争论就是:我们如何能打破我们的氛围,解开我们的意识的特定编织物而又不放弃它所承载的人类行为?尽管里奇的作品中带有明显的政治意图,她的定位仍需要一些矛盾冲突甚至是迷惑。差异威胁着破坏这种政治基础的行动:“你不能为我说。我不能为我们说两种思想:这里没有只知道怎样说‘我’的自由,这里没有以所有的方式为我们中的每个人讲话的集体运动。(P224)在她的散文结尾处的没有答案的问题(正如她在很多诗的结尾时提出的问题)正是“我们是谁”(P231)
虽然里奇在诗集《你的故土,你的生命》中有一首写于1983年的题为“追随家庭”的诗,但对里奇的诗歌进行分析却发现她既不在家中,也未从中获得自由这首诗采用了非常文学化的家庭概念,犹如物理上的和心灵上的在场与缺席,将家庭作为一个被政治化地定义了的场所进行分析关于家,里奇的诗保持了极妙的平衡冲突——有关它如何对抗我们设想的样子,有关它既是也不是我们,有关家庭作为一个私人的和公共的空间家庭成为回到一个受庇护的个人私有物的空间和离开压迫性的社会结构的两种愿望的复杂的斗争的见证。里奇将发现一条介于已被决定了的家庭和尚未决定的斗争中的中间道路,既挑战自己早年的逃出家庭的幻想,(如她1961年的《屋顶行者》和1965年的《奥莱恩》),又挑战对世界的自满的接受挑战世界上的“安全”。当她与一个艺术和政治的陈旧问题作关键时,这项工作影响了她的诗学:在形式的分裂(话语并不参与其中)和规范的表达之间进行抉择她的选择总是后者,即使她对前者形式上的现代主义也信服不已:“这是压迫者的语言//虽然我需要用它对你讲话”,(她写于1968的《事实》P117)现在,她不太愿意将语言之屋交给压迫者,正如她不愿意幻想女性乌托邦。她的诗歌致力于一项复杂的任务——表现从属于一种特定文化的感知,并瓦解将这种文化或是自我视为独立体的感知,而所有这些都维系了她对政治和伦理目的的感知
在这首诗的开始,里奇为了叙述的连续性而介绍家的概念只是为了用分裂和缺席来拆解它,她也介绍了生活和语言的物质特殊性的意义的大量丧失这首诗可分为11部分,第一部分展现了极其简洁的所见之物:

你睡在一间饰有青色窗帘的屋子里
海报 一群动物在床上
爱你的女人和男人
彼此相爱 大门轻启
你仍然沉睡 他们依次蹲伏
轻抚你的头发 你从未醒来

多年以来这每天晚上发生
这从未发生(第一部分)

里奇对“规范”——即实质上幸福的家庭——的呼唤,在叙述上和印刷形式上遭到破坏最后的押韵联句中不可调和的叙事冲突被游移于现实与梦想之间的“你仍然沉睡”和“你从未醒来”之间轻微的分裂所遮蔽
场景中深夜的寂静作为不断重复的一幕几乎是静止不动的,并且在最后一行的压力下进入死一般的沉寂声音艰难地从间接的第一个人“你”滑向客观的第二个人这种滑动贯穿全诗直到倒数第二部分说出“我”这个坚定的断言。
诗歌的物质层面加强了这种破坏此诗以不规则的五步格诗行开始,从开放的抑扬格进入扬抑格的节奏。受习惯熏陶的耳朵舒适地沉浸于这种节奏之中——这是一个熟悉的房间——占据优势的业经削弱的陈述节奏将语言中叙述和描写的方面置于最显著位置但是接下来的诗行中一些语法单元之间过大的空白破坏了标准的叙事流。如同中断诗行所做的那样,这些空白将意象从安全的换喻世界中逐开,而加以非现实的毫无关联的体验,从而破坏了叙述的连续性。这些空白将我们可能称之为作品的附加瞬间介绍给这首诗可消费的外观:象自由分行的韵文一样,这些空白显示出里奇这首诗的产物,并要求我们远离可以轻易获得的叙事上的意义而发掘新的意义来证明二者之间存在鸿沟的可能性这些鸿沟强调了这首诗的物质性,即温和地减损了大量简单的叙事指涉的印刷结构。里奇轻描淡写地将注意力集中到一个理想幻像的结构特性上去这种方式将成功地增强充斥着诗中场景的历史和政治暴力暗示,并将破坏任何完整形式的关于机遇和偶然的暗示。
在最后两句中“这”的映象,同样吸引了对词语细节的注意力而非混淆对“这”的已颇为含混的指涉有多少事物被集聚到“这”之网中?仅仅是最后的“从未醒来”?女人和男人的举动?或者是那些特别的青色窗帘本身?没有明晰的语境暗示,“这”表面上的含混指涉和这个词的物质特性最为醒目词语“wake”在标题中,作为一个名词使用时表示一些事物制造出的踪迹路径,如:追随小船的踪影,但在这一部分却被用作动词,苏醒。“wake”的第三种用法则是暗示了诗中大量不在场的缺席或被遗弃的场景,即这首诗为家庭的葬礼“守灵”。这个多义词的使用大大加强了它的物质性而非语言的意义对亚里士多德的多义词的抨击是指责它破坏了相关意义而导致语言的偶然和缺憾,从而不得不根据语境来判断意义。但语境既不完整也非一成不变;里奇将给我们展示在很大程度上已被决定的语境和尚未决定的变化着的意义。
虽然“wake”这个多义词联合起后效哀悼和恢复意识三重含义,但每个含义都通过唤起我们对怀旧和迷失的根源的注意力并将其集中在“家”上。“怀旧不过是周而复始的健忘症”, 里奇在《转轮》中如是说(《事实》,P306);它并不是对过去的遗忘而是一种虚构的记忆“家”在诗中成为一种踪影,成为一种对从来不曾存在的对“充足”的渴望,它将我们置于绝望、不满之中,让我们无法看见为我们的生活赋形的政治力量
但是诗中所暴露的中产阶级场景从未减少或被涂抹掉。实际上,一些读者不满地感受到里奇对业已建立的中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式价值破坏得很少,从而希望她选择一种更激进的诗学作为她的激进政治学之补充当然,里奇进行了大量的诗歌形式的实验,如:用插入另一些文本来破坏一个文本,很大程度上依靠视觉和听觉效果来中断声音的连续性从而使她的韵文变得急进但她也使用直截了当的演说声音来雄辩地防止交流的需要,虽然她揭示出这个业已选择和建构的、最终将十分细微的声音会导向任何公共的努力:“我们是谁”的不堪一击。这首诗的声音遭到第十部分修辞运动的置疑但最终,这首诗并未激烈地拆解语言、声音或者共享的价值基础。事实上,当这首诗从家庭的成年记忆转向无家可归的孩子扭曲的意象,这个作为远离暴力的安全的避难所的房间的开放意象便对抗着由中产阶级价值带来的压迫而产生的更多的中产阶级的愤怒
在第二部分,里奇回到女性主义逃离家庭的古老主题,通过回应她的越战时代的意象来表达自己的愤怒和家庭的压抑感:

这家庭的环索 编绕得既紧又松
任何试图离开的人
不得不炮击田野
烧毁屋宇

“屋宇”的双重含义再次强调了家庭物理学上的和灵魂上的意义:家庭是一个物理地点,但也是可供我们思考的地方虽然在两种意义上或许我们都想离开。“烧毁屋宇”的欲望与为这些屋宇所发生的事承担责任的需要彼此争斗在第三部分的记忆的游移则表明了将家庭抛诸脑后的不可能。
在第三、四部分,对家庭的愤怒对应着一种个人迷失和存在焦虑的怀旧感。但个人很快被带入历史视野,变换了愤怒目标:

呼唤你回家的声音
已随风而逝
或许嘴唇燃成火烬
舌头破碎,
棕色的肺偷走呼吸
或者恐惧偷走呼吸
也许在另一个名字下
它在收音机的AM上唱着歌谣
如果你知道,你将知道什么(第四部分)

父母的声音和他们玄妙的表达远离孩子们有限的看法而被置于一个更大的伴随有暴力和冷漠历史的文化空间个人迷失的“安全”知识已成为由许多包围着我们的历史和社会之网组成的不确切的知识。这些网过于复杂以至于不可明暸声音奇怪地变换成收音机里的流行歌曲,从而将一个个体的人的声音逐入破碎的文化,但大众文化的声音却对个体的或者是结构性的认识论的过于简单的考察保持警惕
虽然里奇意识到对一个类似于安全避难所的家、一个“父亲、母亲和孩子/应允你都会在那儿(第九部分)的家,一个“至少所有事物都秩序井然/没有人悲伤”(第五部分)的家的欲望,但是对秩序的愤怒揭示了死亡本身:

但你将被带到
生产谎言的地方
每个人肩并肩:
父亲母亲和孩子
在家庭的祈祷书里
或许在国家的墓地里
你将在灌木丛中砍出一条路
通往交旦撒瓦那
那儿的墓石已被沃土染黑(第五部分)

安全避难所又一次揭露为一段欺骗性的记忆,一次在墓地里对差异和斗争的抹杀通向交旦撒瓦那的奇异旅程更加加深例证了她的分析。正如在里奇的许多诗里所做的那样,一个尾注包含着一个史实:“交旦撒瓦那是被遗弃的犹太人的一个定居点,它的遗迹现在卡斯迫尔河畔丛林中的苏利南”里奇对自己已部分消融的犹太根源的追寻证明了又一次失败的集体冒险。这次冒险与南美殖民联系在一起(苏利南是荷属几内亚),并与圭亚那的琼斯敦,这个集体死亡的现代场所恐惧地联系在一起我们试图否定不适地熔化了对集体和秩序的寻找:

你不想信任任何人
迷路 变得陌生
没有女人丢弃她的孩子奔跑
没有父亲飞向山巅
没有斧头劈碎大门(第五部分)

这些历史隐藏于我们想讲的故事之后而不可避免地成为整体性连续性和秩序等宏大叙事动力的结果
既存的迷失和社会对易碎的家庭历史性冷漠的观阅破坏了对秩序的叙述。但这种破坏很难简单定义和理解定位的个体性所导致的概念化整体性的缺席强化了迷失感。作为一个概念和一种身份识别的自我被我们的一部分置身于彼的提醒者——用口语来说——所动摇物质存在和我们陷入的文化与社会的蛛网防碍了我们看清自造或先验的自身的能力:物质差异必然会破坏家庭社会。在这十一部分的核心——第六部分中,里奇转向物质特殊性从而发现了在场与缺席的含混在对家庭所暗示的私有物的理解上, 缺席遗留下了难以界定的破坏:

任何一次你回到
缺席开始的地方
厨房的水龙头以你所知的方式直立
你不得不推开地窖的门
在拧出螺钉之前
门廊的最后一级台阶依然松垮
水龙头里的水
是水的一种古老饮料
任何一次你回来
熟悉的微弱的脉搏
将开始跳动:家,家!
被挖开又被填平的洞穴
将又一次洞开未见之物(第六部分)

家庭既不可思议地唤起了触觉味觉对一个地方的熟悉感,也是“缺席开始的地方”。我们在世界上所拥有和明暸的感觉是必需而又无法逃脱的。里奇并不想否认我们如此痛苦地为自己建立的世界,事实上,她注意到这个世界是怎样地独特和紧抓住人们不放;即使家庭的叙事失败,它也仍然保有意义:

甚至爱意也日渐稀少
孩子的灵魂聚集起力量
造访尘埃 收音机里的歌曲
流浪的猫 成堆的秋叶
全都变得孤独
——创造一个生命的冲动
值得遗弃之后的生存(第七部分)

但是所造的世界掩盖了缺席而建立起一个她在最后一部分所说的没有“家族”的“家谱”“将又一次洞开未见之物”的洞穴意象在视觉和时间上造成了双重歧义——对洞开的显现仍然未见;而未见,一个从未发生的否定性事实再次发生视觉和时间的中断破坏了叙事的连续性,一如家庭总是被死亡差异、个体和变化所破坏。关于家的物质联系的过度描写的细节被嵌进历史中,但对历史叙事来说,它也是过度的;他们是偶然的历史材料,也是使一切话语交流变得复杂的野史材料
从第一到第九部分中不同的沉思建立了对家庭相异的、通常是矛盾的洞察,和象这首诗的主体——含混的“你”一样的一个模糊概念。对“你”说话与为“你”说话的企图从未成功地驱开“你”只是讲话者的自我言说的感觉和断裂了主体连续性的不可决定性以及对集体的可能性的再次置疑但在第十部分,里奇戏剧性地改变了语调。在这里,她第一次使用“我”叙述了一个有锋利边缘的、政治的和历史的“家”,用以强烈反对第一部分的平静场景或第九部分的“饰有橡胶树和滑翔机”的门廊的自鸣得意的梦幻这些叙事同样澄清了前几部分含混:

如果我告诉过你你的家
是被贩卖的孩子们
无家可归的大陆 被外力
驱赶出他们的故土
被他们的母亲为免于俘获而杀害
——这是变换着名字,讳言混血
的大陆
没有记录的散居犹太人
没有记载的难民
地铁 泪痕
如果我告诉你你的家
是饱受战难的孩子们的星球
女人和孩子排队而立或围成圆圈
无休止地互相呼叫姓名
如果我告诉你,你没有不同
它是已有的家庭相册
——任何这些将使你满足
这怎样使你满足?(第十部分)

这首诗的这一部分最为直率,最具政治性,在某种意义上也最象通俗闹剧里奇使用了一个奇怪的修辞技巧,重复“如果我告诉过你”和“如果我告诉你”。她的方式是集中在完全认同的讲述这一行为上对自我反身的认同指出她自己的方式在于选择性地讲故事,而声音和故事都是她的作品。这并不意味着减少所容信息;它是关于政治暴力史的宏大的视觉“元叙事”,这种政治暴力加固了中产阶级的家庭,它通过纯粹的暴力和名目众多的剥夺变得令人服膺但是讲述这一个政治工具的尺度有着不确定的连续性;实际上,演说式的声音的力量被本诗结尾处的一些问题所误解关于无家可归的大陆的概括和抽象的叙事能够与本地叙事交融在一起吗?她的讲述重点是要将我们从个体的迷失感带入一个社会和政治化视角,从而用历史危机代替我们渺小的生存危机如果这告诉我们家庭的不足只是一个政治观点,人是政治的人,这可以提供一些满足。但如果它只用总体的无家可归的概念代替理想的家庭的抽象概念,里奇会疑惑于这种满足和家庭的价值将从何而来抽象的叙事本身是否将提供一种冷漠的满足?我们将怎样发现满足的充分细节,身体的世界,尘埃和厨房的水龙头?里奇并不想用政治话语的抽象性来使我们忘记——当我们谈及无家可归时,这正是我们所谈论的:我们的生命最具体的材料,微弱的脉搏跳动着:家,家!
坚持让我们听完这个故事之后,她结束了这首诗但不是以抽象的政治故事来结束,而是以一个更富有并置罗列意味的视象来结束,这一视象并非来自于“我”或“你”,而是来自于那个孩子,他居于她自己的关于家庭的记忆中,他可能是那个使家庭变成“爱意日渐稀少”的地方的孩子,甚至就是前一部分里无家可归的孩子,但他也可能什么都不是视象向孩子的转变保留了第十部分的政治力量,也强调了人类构建家庭的能力:

孩子的灵魂携带在
追随家庭的途中
……
为每个事物找寻位置
歌曲 流浪的猫 骨骼
孩子的灵魂聚集力量
在洞开之处
没有奇迹(第十一部分)

这首诗以另一个关于满足的问题结束:“谁能历数迷失的颗粒/满足将是什么?”这个尚未解决的难题表明了在一个无家可归的世界里,寻找满足——一个理想家庭最基本产物的困难与家庭的矛盾之深如果对于激烈的变革和激进的解构视角而言,满足看起来是一个过于关注家庭的保守目标,那么,里奇提醒我们只有家庭视角才能历数迷失的颗粒,才能看清家庭特殊的纹理,才能明白迷失的重要性
从在一个怀旧视角中隐藏的政治现实到一个真实的物质的安全和满足目标,里奇将改变对家庭的看法。最后,她的诗仍然不可原谅地直率。如果我们生命的物质性导致了迷惑的特质,一种不确定的游移,同样的物质性向我们开启了一条十分明确的道路。里奇希望保护的是身体的世界;家庭通常也是最不安全的地方,对家庭的看法经常防碍我们寻找所需的满足,虽然家庭是发言之地,是分享语言和意义之地,是为没有家庭或声音的人发现一个代言声音之地里奇将不会将家庭置之不理,但她将使家庭成为一个置于政治定位之中的争议性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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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1]原文选自Contemporary Pertry Meets Modern Theory,Harvester Wheatsheaf ,1991
[2]作者(Harriet Davidson)现执教于汝特格大学英语和比较文学专业,为 T.S.Eliot and Hermeneutics(1985)的作者,并著有若干有关当代诗歌和当代理论的文章她正在编选《朗曼批评读者从书》中的一卷——关于T.S.艾略特的论文集同时,她也正在撰写一本关于当代诗歌、理论和政治的专著。
[3]该诗集出版于1986年,诺顿出版社,纽约。里奇更早的诗可参见The Fact of a Doorframe: Poems Selected and New:1950----1984(Norton,New York,1984)
[4]Penguin,Harmondswoth,1969.
[5]Chantal Mouffe,’Radical Democrary:Modern or Postmodernism?’选自由Andrew Ross编选的Universal Abandon?The Politics of Postmodernism(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Minneapolis,1988),p.44.
[6]Judith Butler,Gender Trouble: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Routledge,New York,1990);Paul Smith编选Discerning the Subject(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Minneapolis,1988);Linda Nicholson编选Feminism/Postmodernism(Routledge,New York,1990);Biddy Martin和Chandra Mohanty,’Feminist studies/Critical studie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Bloomington,1986).
[7]Adrienne Rich,Blood,Bread and Poetry:Selected Prose1979----1985(Norton,New York,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