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与当代中国的精神需要

民族主义与当代中国的精神需要

2008年,是中国民族主义空前高涨的一年,关于民族主义好得很还是坏得很的争论也随之而来。但和以往的历次争论一样,这次争论仍然没有触及中国民族主义的核心问题。

讨论民族主义问题,需要设立一个前提:极端民族主义(或叫狭隘民族主义)是有害的,如不加以控制就会泛滥成灾。溺爱孩子会害了孩子,极端爱民族也会害了民族,极端爱国家也会害了国家。以今年中国的事件而论,中国民族主义者与西方国家过于激烈的情绪对立(以抵制家乐福为突出标志,之后,抵制之声不绝于耳。针对《功夫熊猫》的抵制事件,更是夸张地表现出民族主义走向极端、狭隘之后的荒谬情景),已对奥运会的气氛造成了不利影响,甚至不禁让人们对中国的对外开放事业生出几分担忧。的确,排外情绪的弥漫,将会对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实际利益,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爱国却误国的例子史不绝书,人们有理由对极端民族主义的泛滥表示忧虑。多年来,有识之士一直在对极端民族主义进行批判和揭露,然而事实却证明其成效甚微。极端民族主义不但没有收形敛迹,反而愈战愈勇、亢奋异常。以往的民族主义事件中虽也不乏过激行为,但还并没有公然挑战理性。而在这次民族主义高潮中,理性则受到公开的质疑,情绪化的所谓血性成了高昂的口号。这种对比无疑显示了极端民族主义的进一步壮大。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固然很复杂,但很重要的一点却在于民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之间事实上没有确定的界线。什么样的民族主义是合理的,什么样的民族主义是极端的,并没有统一确定的判断标准。只要还承认民族主义是必要的、甚至是神圣的,那么极端民族主义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招摇过市。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显然与民族主义思潮本身的特性有关。民族主义本身就是充满歧义的一个概念,极端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很难截然分开,极端民族主义不过是民族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在特定情境下的特定表现形态。民族主义未必等于极端民族主义,但是在特定的情况下一定会向极端民族主义转化。因此,单纯地反对极端民族主义,往往徒劳无功。

爱国主义能代替民族主义吗?

也许是看到了区分民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徒劳,一些人又搬出了爱国主义的概念,以提倡爱国主义代替民族主义。在这些人看来民族主义本身就是一种狭隘、极端的思潮,在国际上尤其是西方国家那里已经成为一个贬义词,实不宜再大肆宣扬。2008年的现实更告诉人们,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里,民族主义还有导致国家分裂的危险。这样看来,民族主义对内不足以保持凝聚力,对外不足以树立国家形象,真要到了寿终正寝的时候了;而爱国主义是人类普适的价值,理应取而代之。

这种观点同样有不少漏洞。首先,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如何区分同样并无明确的标准。按照前述民族主义的定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界限是模糊不清的。在中国语境下,二者常常被看作一个概念。在世界范围内讨论,二者也难以分清。在单一民族国家里,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是完全一致的;在多民族国家的主体民族那里,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也是一致的;只有在部分多民族国家的部分少数民族那里,这两者才有可能产生冲突,但是这也绝不意味着这些少数民族拒绝爱国主义,只是他们爱的是一个尚未建立的国家、一个只在理念上存在的国家。所有的民族主义都要与爱国发生关联,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第二,民族主义会走极端,爱国主义同样也会走极端。二者都是出于对一个共同体的深厚感情。说民族主义是极端的、爱国主义是理性的,更像是在玩弄概念游戏。第三,没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将缺乏支撑。爱国主义不是空泛的,它需要具体内容来支撑。没有忠君思想的支撑,中国古代的爱国主义将变得无法理解。没有民族主义的支撑,中国当代的爱国主义也无法理解。抽掉了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将会变成空壳。

当然,有人认为这个世界上还是存在脱离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宪法爱国主义”或叫“宪政爱国主义”。这种爱国主义不是建立在民族感情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宪政之上,并有典型实例——美国。但问题在于,别的国家能否像美国一样搞“宪政爱国主义”,是大可讨论的。

首先,美国的爱国主义具有鲜明的美国特色。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先进、最发达、最强大的国家,它本身就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很容易让本国国民甚至他国国民热爱它;美国的政治体制高度完善,也足以保证人们对其的认同。而对那些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些条件都是不具备的。因此,宪政爱国主义对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更像一件奢侈品。

其次,美国的爱国主义也不能完全排除民族主义的因素。美国学者亨廷顿的著作《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已经明白地揭示了这一点。亨廷顿对英语、新教文化等美国特性的强调,主张用美国特性同化外来人口,主张提高移民的门槛等,都带有浓烈的民族主义色彩。他的观点至少说明,单纯依靠宪政很难保证国民的国家认同。

试图用宪政爱国主义代替民族主义的人们,显然看到民族主义的准宗教性质容易引发盲目和狂热,认识到爱国主义必须寻找世俗意义上的基础。但宪政并不能杜绝极端民族主义,宪政政体下的民族主义狂热不乏实例。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欧洲各国都存在狂热的民族主义,包括英法等宪政国家。现代西方国家宪政日益完备,但民族分离主义仍然令人挠头。北爱尔兰问题、加泰罗尼亚问题、纽芬兰问题的产生,难道是因为没有宪政?发展中国家甚至出现了实行宪政之后民族主义更加强烈的现象。在容易滋生民族主义的社会,一旦实行民主选举,民族主义情绪往往不但得不到制约,反而更容易被利用和煽动。这已被不少实例所证明。因此,用宪政爱国主义取代民族主义,恐怕很难说是一条出路。

民族主义仍不可或缺

当今世界,主权国家仍是行为主体、利益主体,爱国主义远未过时。任何事物都需要肯定自己的存在,国家也一样。只要国家还存在,它就需要对它的存在加以肯定,也就是说,它需要爱国主义。所以,所有的国家都会号召国民爱国,而不是相反。只要爱国主义还有必要,作为爱国主义支撑的民族主义就不会消亡。中国在当代国际格局中仍处于弱势地位,国家利益的维护困难重重,提倡爱国主义更有必要性和合理性。这使得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存在和兴盛成为必然。一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凝聚力,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这种凝聚力也只有民族主义能够提供。所以,明知民族主义是把双刃剑,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也不能不用。多年来不断有人反对民族主义但民族主义却越来越强烈,根本原因正在于此。即使今年的民族主义运动中不乏过激言行,赞誉之声也仍居主流,因为它满足了民族国家团结的需要。四川地震过后,民族主义再次显示出巨大的正面作用。国人表现出的空前强烈的援助热情,无疑与尚处于亢奋状态的民族主义情绪有关。可以设想,国外发生地震,中国人不会如此积极;在其他时候发生地震,中国人也不会如此积极。甚至可以这样说,四川地震及时地给民族主义正了名,此前反对民族主义的声音,也因为这次地震而沉寂下来。民族主义的力量和作用平时看不出来,危难之际则不可或缺。对于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言,民族主义更是必不可少的纽带。

也正因为此,我们对民族主义不能完全否定,即使它经常走向极端,带来适得其反的结果。民族主义情绪世界各国都有,只是多与少的区别。只要民族主义不走极端,它主要的作用还是积极的;但只要民族主义走向极端,它的危害性就不容低估。那么,有没有办法让民族主义不走极端呢?当然是有的。极端民族主义固然与民族主义思潮本身的特性有关,但它的产生,离不开特定的社会环境。有些社会的民族主义一直非常健康,极少走极端;而有些社会,则一再地为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所左右。了解了产生极端民族主义的社会环境机制,我们就能找到消除极端民族主义的有效办法。

民族主义情绪强烈的国家,往往是那些在国际格局中处于弱势的国家。可以说,民族主义是弱者进行自我保护的工具。所以,一些小国的民族主义,往往表现得特别强烈。当一个国家陷入生存危机时,民族主义情绪也会迅速迸发。这应该算是正常的反应,毫不足怪。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虽面临不少困难,但还远远未到生存面临重大威胁的地步;触发中国民族主义的事件,也并非特别要命的事件,可中国的民族主义反应之强烈,确实出乎很多人的意料。这提示我们,中国的民族主义有着十分特殊的产生机制。

精神信仰危机是极端民族主义泛滥的根源

民族主义是一种精神需要,可以给人们提供归属感,消除精神上无家可归带来的痛苦。寻找归属感是人的一种本能、一种基本精神需要。民族主义的生命力正在于此。但问题是,归属感并不一定非要由民族主义来提供。宗教、政治信仰(如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哲学信仰(如对儒家思想的信仰)等,都可以给人们提供归属感。如果一个社会民众的归属需求可以通过丰富的信仰获得满足,民族主义对人们的吸引力就会大大下降。民族主义虽然还可以为人们所信奉,但已不是人们唯一的精神寄托,将很难引发狂热情绪。而在缺乏信仰、精神压抑的情况下,民族主义会凝聚过多的精神需要,成为人们发泄情绪、寻求归属感的唯一途径,在强烈的精神依赖之下,走向狂热是必然的。一些人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尼采的那句“上帝死了”联系在一起,正是因为看到了精神危机和民族主义泛滥的深层勾连。也就是说,亢奋的民族主义,如果不是由于严峻的生存危机,就是由于过度的精神压抑。

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带有明显的情绪宣泄特征,往往在完成情绪宣泄后销声匿迹,等待下一次的喷发,从而呈现出间歇性井喷的外貌。正因为民族主义主要用来满足人们精神发泄的需要,所以并不能持久,卷入其中的人也往往并不在乎自己的行动会产生什么后果。与中国民族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语言和行为暴力,辱骂、恐吓和抵制,是中国民族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尽管这绝不是战斗,却是最好的发泄方式。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之所以一触即怒,就是因为他们有太多的情绪需要发泄。“愤青”这一称呼,生动体现了中国民族主义者心理失衡、精神压抑、情绪不稳的状态。“愤青”之所以往往特指民族主义者,就是因为民族主义几乎成为精神压抑者的唯一选择,精神压抑者多变成了民族主义者。这很清楚地表明,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固然有外部刺激的因素,但精神和信仰危机,才是根源所在。社会转型期的复杂矛盾积累了大量不良情绪,加之旧的价值体系崩解,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建立,造成信仰的真空,以致不良情绪得不到缓解和释放,使中国社会成为孕育极端民族主义的温床。被视为缺乏信仰和责任感的“80后”成为最热情的民族主义者,曾令不少人称奇,但考虑到以上背景,应是毫不足怪的。中国的民族主义问题,实质是文化危机问题。

必须承认,“愤青”只是我们社会中的一部分,他们所占的比例也许并不大,但其影响不可低估。由于“愤青”容易激动,语言和行为力度都很大,所以很容易造成巨大声势,并感染其余的人。情绪化的民族主义,对内既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其偏激、狭隘、暴戾之气与和谐格格不入),对外也不利于树立中国的国际形象(极端民族主义从来令别的国家反感,中国人对其他国家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就十分反感),更造成外交的僵硬与被动。这一问题不解决,中国软实力的提升、和平发展的实现,都将困难重重。解决民族主义问题,就像大禹治水一样,不能一味去堵,而应加以疏导。也就是说,要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和信仰世界,使人们能够通过丰富的精神生活调节心理,缓解和释放社会生活中积累的压抑情绪。另外,健康的信仰体系又会形成对过激言行的抑制机制。这样,极端民族主义就会失去存在的基础。这是我们建设核心价值体系必须完成的任务。只有当民族主义不再是唯一的选择时,才谈得上对它的控制;如果把它当作救命稻草,就只能随着它一起下沉。新的价值体系、信仰体系的建立,方能引导民族主义走上健康的轨道。